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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红斌:野外天团的“金牌队长”


发布日期:2022-05-09 09:41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(原国家动物博物馆标本馆),拥有全亚洲最大的动物标本收藏量。在这里,近1000万号动物标本静静陈列,其中有750万号是昆虫标本。而在这些昆虫标本中,至少有100万号是由

  “究竟是100万还是200万,这个数字对我来说意义不大。”梁红斌说着,脸上现出标志性的敦厚笑容,“我就是想,不能辜负资源库交给我的任务。”

  为了采集这些标本,过去20多年间,他累计野外考察40多次,行程20万公里,足迹遍布我国广东、海南、云南、四川、西藏、新疆诸省以及越南、蒙古国、塔吉克斯坦、哈萨克斯坦等国家“几乎覆盖了所有可及的昆虫多样性热点地区”。

  1992年,他来到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攻读硕士,拜在一位研究虫子的大家门下,那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、著名昆虫学家张广学先生。

  1994年初夏,他连坐72小时的绿皮火车远赴新疆乌鲁木齐,又乘长途汽车辗转来到640公里外的塔城植保站。第一次野外工作,他懵了。眼前青茫茫的大片麦田,不乏飞虫走豸,但真要找到目标中的麦双尾蚜,却是一筹莫展。这可跟以前的“玩虫子”不一样!好在植保站的老站长符振声先生很有耐心,手把手地教导他。

  当时季节早、麦苗浅,符站长年纪大了,眼睛有些花,几乎是趴在地里找蚜虫。这一幕深深刻在梁红斌脑海里,成了他心中野外科学工作者的最初画像。

  博士毕业那年,所里一位老科学家虞佩玉先生找到他,问他愿不愿意接下自己研究了一辈子的甲虫类群,梁红斌答应了。20多年后,虞佩玉先生逝世,没能来得及完成中国动物志负泥虫卷。在使命感的驱动下,梁红斌再次接手了这项工作,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负泥虫的寻找和研究中。

  梁红斌曾在10年的漫长光阴里,至少7次深入西藏墨脱和云南独龙江,找寻一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负泥虫。终于在2021年,采集到这个新种的新鲜标本,并且初步掌握了它的寄主植物和生活环境。这个新种被命名为虞氏长颈负泥虫,以纪念虞佩玉老师。

  “长颈负泥虫这个属,最早是在印度发现的,此后100多年间,一直没有新的物种记录,而人类对它们的认识近乎空白。”梁红斌说,“因此,我不光是要找到它们,更要了解它们是如何生活的。”

  有些人会问,付出这样的时间和精力,只为寻找一种并不起眼的小虫,发表一篇影响因子可能不会很高的论文,这真的“值”吗?但在梁红斌闪烁光芒的眼睛里,答案早已不言自明。

  2000年,梁红斌参加“中美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联合考察”,第一次被委以昆虫考察队领队的重任。这个队伍集结了中外众多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,外加司机、向导及地方领导,队伍庞大。而高黎贡山地形复杂,天气多变,挑战异常艰巨。

  丹珠河谷连绵不断的大雨,驿道上挥赶不尽的蚊虫和蚂蟥,让本就繁忙的采集工作变得更加艰辛。大家白天忙活一天,晚上回到帐篷营地,没地方洗澡,就在冰凉刺骨的瀑布边冲凉,冲完了,再赶紧跑回营地的火塘边烤火。“半个月,几乎没有晴天,大家洗的衣服鞋袜都是烤干的,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人把袜子烤糊甚至烧着。”梁红斌笑着回忆。

  比起自然条件的艰苦,团队里的各种人事纷扰更让梁红斌感到“压力山大”。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语言、不同的身份背景,各种各样的诉求和声音一次次的处理斡旋中,梁红斌展现出作为一个可靠“队长”的素养。

  从那以后,他逐渐成为中科院动物所野外科考的一块“金招牌”,多数重要考察,都由他带队出征。

  “接到考察任务,动物进化与系统学重点实验室的其他老师都把自己的学生托付给我,每到这时候,都感觉到压力和责任不是一般的大。”他说。

  晚上灯诱昆虫,招来的胡蜂是一个大威胁。一次灯诱昆虫时,一名女生被胡蜂蛰了,顿时手掌剧痛,不一会儿就肿成了“馒头”。第一次被所谓的“杀人蜂”蜇,这女生一时慌了神。梁红斌立刻拿出抗过敏药让她服用,还给大家讲述自己曾经被胡蜂叮咬,爬不起床的惨痛经历。在他风趣又不失严肃的言谈间,队员们都平静下来,以警惕而不过分紧张的状态面对接下来的任务。

  “随后的日子里,只要发现胡蜂,他都会让我们退后,然后自己拿出30厘米长的大镊子,将胡蜂快速夹住抛入酒精瓶中,为队员们排除安全隐患。”队员尹浩东说。

  野外作业很辛苦,学生们往往到深夜才整理完标本,连洗漱的心思都没有了,只想早点睡觉。每到此时,梁红斌却找到司机和当地的朋友,坐下来交心攀谈,了解当地的地理环境、路况信息、甚至风俗文化。“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事情,能决定接下来采集的成败,也关系到团队的安全。”梁红斌说。

  梁红斌的老科学家精神深深的影响着每一个跟着他的队员。“身先士卒”“对年轻人特别照顾”“有梁老师带队,总是特别安心”“哪有什么岁月静好,是梁老师在为我们负重前行”跟着梁红斌一起走南闯北的学生们,都对他满怀感情。

  梁红斌对学生照料有加,对自己却有点不够意思。一次灯诱时,有只飞蛾钻进了他的耳朵。野外没有医疗条件,出差回来后又事务繁忙,等到近一个月后,他才去医院把飞蛾取出来时,此时他的鼓膜都凹陷了。

  2009年4月,梁红斌等人踏上了蒙古国的土地,这是他们第一次出国考察。这一程风餐露宿,条件艰苦。“队员们受了不少罪,流了不少汗,但大家斗志不减,顽强拼搏,给蒙古国的科研同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”梁红斌说。这次经历也提振了国家动物博物馆科考团队的信心,为后续的塔吉克斯坦、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考察奠定了良好基础。

  如今,这支科考队已踏遍中亚各国,为进一步扩充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,也把中国科学家的精神和理念播种到更广泛的土地上。

  “我们的一大创举,就是在野外建立了临时党支部。”梁红斌自豪地说。据不完全统计,从2001年到2021年,动物进化与系统学重点实验室共成立了20多次野外考察临时党组织。从大江南北走向一带一路,无论身在何方,党旗都高高飘杨。

  “在一次外出科考中,梁老师与我亲切地攀谈,当他得知我还不是党员的时候,微笑着对我说:作为知识分子,你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啊。”队员黄正中回忆道,“我这才意识到,梁老师一路上的所作所为,正是时时刻刻以一名党员的标准在要求着自己呀!”

  “特别是在中亚各国极其艰苦的环境条件下,党支部就是旗帜、就是冲锋号,最繁重的工作必须党员带头,最危险的工作必须党员承担。党员同志必须时刻做好群众的榜样,时刻展示党员的优良作风,时刻注意中国队员在国际考察中的良好形象。”梁红斌说着,这位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,眼睛里再次闪烁起明亮的光芒。

  梁红斌,中共党员,中国科学院动物所副研究员。他潜心科研、热爱野外科考工作,先后任动物进化与系统学实验室党支部组织委员、支部书记、总支书记。曾获“国家科技进步”二等奖、周尧昆虫分类学二等奖、蒙古国粮农轻工部“杰出贡献者”荣誉称号等、并多次获得动物所优秀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、优秀党支部书记等光荣称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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